黄克诚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任职，参与北伐。之后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之后陆续担任中央红军红四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红五军、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随后跟随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并到达陕北，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部长。八年抗战期间，陆续担任八路军115师第344旅、第二、四、五纵队政委，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等职位，并参与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其历任天津市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位。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因直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诬陷为“反党集团”而被撤职受迫害。文革后复出，任中纪委书记等。1986年，黄克诚在北京去世。[1]

1902年10月1日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下青村。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起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等职。

1928年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起义，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率部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不久改任第2路游击司令，返湘南活动。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的团、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第3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黄克诚先后率部参加了巩固和发展湘鄂赣苏区的斗争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时期，曾因反对进攻中心城市和抵制，“肃反”扩大化等数次被指责为“右倾”，并受到撤职处分，但他仍坚持原则，刚直敢言。1932年春反对冒险打赣州，在久攻不克，国民党军突然出击，部队损失严重的情况下，果断地指挥所部抗击和转移，使部队脱离了险境。长征中参加了3军团进行的主要战役、战斗。到陕北后曾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治委员，与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边地区，曾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町店等战斗。1940年春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率主力一部南下豫皖苏和皖东北地区，先后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初，率部驰援黄桥作战，进至淮海盐阜地区，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41年后，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区党委书记。领导军民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部队，解放了苏北大片地区。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1950年递补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9月14日向中共中央建议：既能派部队去东北，应尽量多派，至少5万，能去10万最好，以创造大的战略根据地。同年9月底率3师主力进军东北。11月中旬起，国民党军沿北宁铁路连占山海关、绥中、锦西等地。同月26日他又建议东北部队暂不在大城市交通干线作战，而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后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是建立西满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6年3月在苏联红军从东北撤离时，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警，先后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1947年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从所在新解放区的实际出发，灵活地执行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方针，注意城乡兼顾，着力抓好农村工作，领导清剿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和进行土地改革，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并发展生产和文教事业。1952年11月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1954年兼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任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和各项规章制度。他自1954年起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195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后被撤销职务，长时期受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打击迫害。1977年12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他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大量工作。1982～1985年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病逝。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一生以敢于直言著称，从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也从不患得患失、违心屈服。

有人讲，黄克诚天生后脑勺上长“反骨”。他一生都勇于扮演“反派”角色，在关键时刻始终以唱“反调”出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0次。

1927年12月反对“暴动”

黄克诚第一次唱“反调”，是1927年12月反对“暴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湖南省永兴县，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大屠杀早就使一些革命者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在一次特别支部大会上，黄克诚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动口号，与会人员一听要求立即行动。黄克诚说：“暴动的事，我赞成，但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他的同窗好友马上指责他：“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他人也纷纷加入群起而攻之的行列，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批判。

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

黄克诚第二次唱“反调”，是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以此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

黄克诚在讨论湘南特委的指示时，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政策：“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县委书记严厉地对他说：“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黄克诚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指挥部队只烧了衙门、祠堂和个别商店，而把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保留了下来，但是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职务。

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

黄克诚第三次唱“反调”，是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提出了“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1930年7月中旬，红三军团、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县举行联席会议，作为支队政委的黄克诚提出：“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的发言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军团政委贺昌试图说服他承认错误，他拒不认错，大声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准备再和你争论20年。”据此，红三军团撤销了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的决定。彭德怀对他说：“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他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1931年夏反对“肃反”

黄克诚第四次唱“反调”，是1931年夏反对“肃反”。当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师政委，被从反“围剿”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他据理力争，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他便让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躲起来，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躲藏的人不久被杀害了。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为何滥杀无辜？”结果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后，火速从前线赶回，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一名秘书。

1932年10月反对“打赣州”

黄克诚第五次唱“反调”，是1932年10月反对“打赣州”。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不久，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打赣州。他和彭德怀吵了起来：“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为减少损失，带领部队主动撤出战斗。赣州战役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专门为黄克诚开了一个广昌会议，集中批判他的错误。他据理力争，拒不检讨，还批评上级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红三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彭德怀找他谈话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说：“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1935年1月反对“硬拼”

黄克诚第六次唱“反调”，是1935年1月反对“硬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挫败后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后，黄克诚向上级建议：“老根据地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为中国革命保存一点火种和骨干。”结果，他被怀疑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被点名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他再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师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

黄克诚第七次唱“反调”，是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当时，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新四军军长陈毅。黄克诚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他实在看不惯饶漱石的所作所为，批评饶漱石：“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他们却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想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使饶漱石敢怒不敢言。

1943年7月反对“抢救运动”

黄克诚第八次唱“反调”，是1943年7月反对“抢救运动”。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黄克诚在所领导的新四军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发现有一半的人需要“抢救”，感到这与当年中央苏区抓“AB团”分子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一些好心人劝他说：“和上面对着干，会有麻烦的。”他说：“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为此，他又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

黄克诚第九次唱“反调”，是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8个军的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10万大军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5月19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1959年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自语道：“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

黄克诚第十次唱“反调”，是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当时，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上书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在大会上受到批判。黄克诚在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批判彭德怀，却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仍“执迷不悟”。黄克诚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让毛泽东深深失望了。结果，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一顶右倾帽子整整戴了20年。

黄克诚一生因讲真话被多次批判、多次罢官，但他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晚年在被罢免20年复出后，对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他仍以捍卫真理的巨大勇气，坦诚讲出心里的真话。

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说：“如果把建国以来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大家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大家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

特别是他对林彪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确实需要超人的政治勇气。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黄克诚让秘书把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同志召集在一起，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军队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逝世。夫人唐棣华在挽联中写道：“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挽联写得恰如其分，黄克诚确实当之无愧。

1902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1922年夏，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寻找救国道路。

1923年3月，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1925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年底受党组织派遣，赴广州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

1926年6月，到北伐军总政治部接受军队政治工作训练，随后到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做宣传工作。7月，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参加了攻克汉阳、汉口、鸡公山、武胜关等战斗。

1927年10月，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到湘南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领导湖南永兴年关暴动，任永兴红军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4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后改任第2路游击司令，率部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1929年春，受中央军委派遣，到国民革命军唐生智旧部做兵运工作。

1930年2月，奉派前往湘鄂赣苏区，先后任红5军大队、支队政委，率部参加攻打平江、修水和阳新县城的战斗。在攻打修水战斗中，身先士卒，率领攻城部队冒着枪林弹雨，爬云梯登上城头。6月，任红3军团第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第8军第4师第3团政委，先后率部参加岳阳、平汉战斗和长沙战役以及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战役。年底，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1931年1月，任红3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代理师政委。4月，调任第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7月，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2月，任红3军团第1师政委。

1932年1月，率部参加赣州战役期间，在多次向上级建议取消冒险攻打赣州作战计划未果、部队陷入敌人重围的情况，果断指挥部队抗击并及时转移脱离险境。3月，任红3军团第5军政治部主任，所部编入东路军入闽作战。7月，率部参加池江及大余战斗。8月，参加水口、乐（安）宜（黄）战役。9月，复任第3师政委。10月，宁都会议后，调任红3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第5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和东方军入闽作战。

1933年11月，任红3军团第4师政委，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率红3军团第4师担任前卫，连续突破敌人封锁线，掩护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顺利渡过湘江。

1935年2月，任缩编后的红3军团第10团政委，率部参加土城、娄山关和第二次攻打遵义等战斗。11月，任中革军委卫生部部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医院和卫生学校，为改善部队医疗条件、培养专门医护人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东征战役。5月，任红1军团第4师政委，率部参加西征战役，11月，率部参加山城堡战役。

1937年8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0月，提出恢复军队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的建议，获中央批准。同月，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委兼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与旅长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开辟太行山南段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参与指挥牛村、温汤、虒亭、张店、町店等战斗。

1938年9月，与代旅长杨得志率八路军第344旅发起彰南战役，给平汉路西侧地区伪匪势力以沉重打击。

1939年初，领导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2月，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委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部参加磁武涉林战役。随后指挥所部歼灭了进犯我冀鲁豫根据地的顽军石友三部主力。5月，率主力一部南下豫皖苏，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委。8月，东进皖东北，统一共产党在苏皖地区的武装力量，组建八路军第5纵队，任司令员兼政委。10月，率主力部队驰援新四军黄桥战役，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于淮海、盐阜地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络。

1941年1月后，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和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领导苏北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

1944年后，相继组织指挥高（沟）杨（口）、阜宁、两淮等战役，使苏北和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联成一片。至抗战胜利，在坚持苏北敌后抗日5年中，率部作战5千余次，歼敌6万余人，开辟了拥有4万平方公里土地和8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

1945年9月14日，向中央提出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的建议。月底，奉命率新四军第3师主力3.5万余人进军东北，参加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东北人民解放战争。

1946年1月，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3月，指挥所部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4月，新四军第3师主力参加四平保卫战。

1947年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主持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工作。

1948年4月，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委，领导冀察热辽军民医治战争创伤，支援东北战场南线作战。

1949年1月，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提出“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方针。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发展湖南经济，安定社会秩序，肃清境内国民党残余部队及湘西匪患，组织支前，解决百万大军南下供给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10月，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主持建立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规章制度，提倡顾大局，反浪费，勤俭建军，为保证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的后勤供应作出了贡献。

1954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协助彭德怀主持军委和国防部工作，组织制定国防战略和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各种条令条例，实施军队精简整编和重大制度的改革，调整组织机构，参与领导国防施工和军工生产，为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兼任总参谋长。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后被撤销党内军内领导职务。

1977年12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提出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的主张。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纠正了党内、军内大量冤假错案。

1980年11月，发表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与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5年9月，由于健康原因，辞去领导职务。

1986年1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湘南山区打游击，遭敌围追险逃生

1928年6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五团团长的黄克诚，改任湘南工农军第二路游击分队司令，奉命率部从井冈山重返湘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副司令刘承高胁众哗变，部队被敌人打散，黄克诚死里逃生后，与中共永兴县委干部李卜成一同潜回家乡附近的山林中隐蔽，黄克诚相机重整旗鼓，坚持斗争。

这时的湘南大地，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民团武装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整个湘南地区已有上万人横遭杀戮。黄克诚作为湘南起义中永兴县暴动的领导人，早在反动当局悬赏捕杀的黑名单之中。因此，黄克诚的活动只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可是，时间一久，难免不露出一点风声。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调集部队和民团日夜搜捕，指名要抓从井冈山上下来的“暴徒”黄克诚。黄克诚见敌人搜捕愈来愈紧，在当地已无法开展工作，便与当地县委几位负责人共同商定，由他和李卜成二人先行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

由于长时间在山林里生活，久不见阳光，黄克诚和李卜成二人的面色苍白。如果外出，定会引人注目。于是，他们二人便每天乘中午野外无人之际，偷偷地来到林外的山脚下晒太阳。

一天中午，黄克诚与李卜成在山林外一边晒太阳，一边等候弟弟来送饭。弟弟把饭送来后，黄克诚对李卜成说，“这一阵风声很紧，还是回到山林里去吃饭稳当些。”李卜成还想多晒一会太阳，便不以为然地说：“怕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黄克诚历来做事谨慎，他并不跟李卜成争辩，端起饭碗就往山林中走去。李卜成无法，只好跟着上山。就在他俩刚刚爬上一座高坡，尚未进入山林之时，山下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枪声，并夹杂着喝骂哭叫声。原来反动民团已将村子包围，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黄克诚和李卜成见势不妙，急忙猛跑钻进山林。奔跑中，李卜成不慎摔了一跤。进入山林后，黄克诚同他开玩笑说：“你慌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李卜成难为情地说：“幸好没有在山下吃饭，不然的话，这次可就逃不脱了。”

敌人这次围捕搜查，使黄克诚更加警觉起来。他和李卜成迅速做好外出的准备，离开家乡，辗转长沙、南京、上海等地寻找党组织。

危难之际遇冤家，虚与委蛇巧周旋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如林，特务如麻，特别是―些革命队伍中的叛变投敌者充当敌人的鹰犬，使党的活动不得不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下进行。黄克诚和李卜成两人自湘南辗转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一连两个月没有同党组织接上关系。这时他们不仅为找不到党组织而忧心如焚，而且囊空如洗，连起码的生活也无着落，尝尽了求人告助的艰难滋味。于是，他们决定先设法找一个工作以暂时谋生，相机寻找党组织的关系。可是，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佣工行，结果是处处碰壁，一筹莫展。

一天，黄克诚从―份报纸上忽然看到湖南籍留学生黄璧在上海兵工厂任炮兵部主任，便以同乡的名义，化名黄楚珍给黄璧写信，请他帮助谋个求生的职业。几天以后，接到黄璧的回信，约黄克诚到兵工厂面谈。黄克诚喜出望外，立即赶到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刚一落座，就有人进来找黄壁。黄璧称有事要办，委托他的一位亲戚、同事继续同黄克诚谈话。

黄璧走后不久，他的那位亲戚、同事进来了。真是冤家路窄！这个人名叫邓丰立，原是湘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黄克诚读私塾时，曾多次同他见过面，彼此互知姓名。湘南暴动时，邓丰立侥幸脱逃出走。待湘南暴动失败后，他返回桂阳，疯狂报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参加暴动的农民。黄克诚一眼就认出了此人。幸而这几年黄克诚面容变化较大，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邓丰立没有认出黄克诚来。彼此寒暄过后，邓丰立首先问起家乡的情况，随即又问黄克诚如何到了上海以及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干。

此时，黄克诚欲谋职业的念头早已荡然无存，只想早些脱身。他尽力使自己保持镇定，同邓丰立虚与委蛇，佯称自己曾在湘军程潜部当过下级军官，后部队被缴械而流落上海。邓丰立突然问道：“永兴县的黄克诚你认识吗?”黄克诚沉住气淡淡地答道：“过去在家读书时认识的。”邓又问道：“黄克诚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黄克诚从容答道：“我离家出来当兵多年，从没有同他联系过，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邓恶狠狠地说：“黄克诚是杀人放火的共党暴徒头目！”黄克诚佯装惊讶道：“啊？他那样的文弱书生竟然会是共党？真是出人意料。”邓接着说：“他领头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如果找到他，决不轻饶！”黄克诚随声感叹道：“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真是看不出来。”接着他话题一转，询问起邓―家人的情况，并问邓：“黄璧先生什么时候回来？”邓说，今天他不一定能回来。黄克诚就势说道：“既然黄璧先生公务繁忙，那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就告辞了。”说完，黄克诚站起身来就往外走，邓丰立一直送到工厂大门口，才转身回去。

大街遇敌万分险，镇定对付巧脱身

1929年春，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国民党唐生智的部队去做兵运工作。他自上海起程，先搭轮船到塘沽，随即来到驻守唐山一带的唐部凌兆尧旅站住脚跟，开展工作。后唐生智部附蒋讨伐冯玉祥，黄克诚随部队先后到了山东兖州和河南商丘，继而经天津、南京，到了武汉。

北伐战争时期，黄克诚曾在唐生智的部队做政治工作，结识了不少唐部的官兵。他曾在该部的下级官兵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此次重返唐生智部，对开展工作自然有许多便利条件。但黄克诚深知身在反复无常的军阀部队中进行秘密工作，不能不时刻严加提防，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遭到不测。

正如黄克诚所预料，天有不测风云。尽管黄克诚处处小心，却仍在武汉街头，同一个冤家对头狭路相逢，险遭杀身之祸。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个假日，一位在国民党军队中供职的同乡、也是黄克诚读师范时的同窗好友约他外出游玩。黄克诚碍不过同乡、校友的情面，只好同他一起出去。二人身着国民党军官制服，先是逛了―阵子公园，接着便来到闹市区的大街上，边走边聊。事有凑巧，在一段人流如潮的街道上，正与朋友聊天的黄克诚，突然同迎面走来的一个国民党军官撞了个满怀。黄克诚猛一抬头，不禁大吃一惊！此人名叫刘雄，是大土豪劣绅的儿子，与黄克诚既是同乡，又是读师范时的同学。师范毕业后，刘雄考入黄埔军校，此时已当上国民党军队的中层军官。湘南暴动失败后，刘雄曾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干尽了坏事，对黄克诚的身份和经历，他一清二楚。此次二人狭路相逢，躲避已来不及。

黄克诚趁刘雄尚未反应过来，当机立断，来了个先发制人，上前一把攥住刘雄的双手，装作很热情的样子说道：“啊！老同学，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黄克诚一边说着话，一边愈加用力地攥紧刘雄的双手。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问话，使刘雄大出意外，被弄得瞠目结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想抽开手，双手又像被钳住了似的，越用力抽，对方攥得愈紧，只好听着黄克诚不着边际地问话，连开口插话的机会也没有。黄克诚像连珠炮般的问话停止的一瞬间，未等刘雄开口，便猛地松开双手，边走边说：“我今天有点急事要办，咱们改日再谈。”随即，快步钻入大街的人流之中。

约黄克诚出来游玩的那位朋友，同黄克诚、刘雄均是同乡、同学，对黄、刘二人的底细也一清二楚。他对黄克诚方才同刘雄谈话的一幕，心照不宣，此时存心掩护黄克诚脱身。黄克诚一离开，他便上前拉着刘雄的双手，又是同乡长、同学短地问询了一番，使刘雄无法立即走开。待刘雄脱开身再去寻找黄克诚时，黄克诚早已无影无踪。

战斗在虎穴狼窝，忠诚于革命事业

1929年，黄克诚几经周折，在武汉通过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国民党左派军官刘乙光的介绍，到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训处谋了个图书管理员的差事。

当时李卜成正在武汉，被上级派来参加地方党的秘密工作。两位战友别后重逢，分外高兴。

通过与陆二师政训处军官的初步接触，黄克诚初步掌握了陆二师的有关情况。原来，陆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是顾祝同，政训处主任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康泽。康泽心狠手辣，对部下控制极其严厉。发现官兵稍有“不轨”，即秘密处决。黄克诚到后不久，就发生过几名中下级军官“失踪”的事。康泽还时常找部下单独“谈话”，寻根问底，察颜观色，以便从中发现“不轨”分子而加以惩治。黄克诚也曾被康泽当面“考察”过几次。虽然黄克诚是用化名伪造了履历打入该部的，但康泽这种没完没了的“考察”、“整肃”，不能不使黄克诚惴惴不安。尤其是黄克诚还在政训处的工作人员中，发现了一名了解自己身份的同乡。尽管这名同乡出于某种复杂的原因未向康泽告发他，但夜长梦多之虑一直萦绕黄克诚的心头。黄克诚意识到，自己是出了狼窝又陷入了虎穴。于是，他决意迅速离开，别作他图。

在此期间，中共武汉特委遭到破坏，李卜成也被捕而遭杀害。黄克诚因未同地方党组织发生过关系，没有受此次事件牵连。但此事的发生，促使黄克诚更加坚定了离开武汉的决心。

机会终于来了。1929年12月，陆二师奉命参加讨伐唐生智、石友三之役，开赴南京。黄克诚随陆二师一到南京，就设法请了一天假，连夜赶往上海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中央军委同意黄克诚以请长假的方式脱离国民党陆二师，转赴苏区去做军事工作。

黄克诚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立即赶回南京，准备着手请长假。这时，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使黄克诚轻而易举地脱离了国民党陆二师。原来，冯玉样、阎锡山、唐生智、石友三等各路反蒋联军巳纷纷败北。蒋介石在解决了各路军阀部队之后，便着手对军队进行整编，陆二师政训处已接到遣散的命令。这真是天赐良机！黄克诚报告也用不着打了，就领了遣散费离开了陆二师。遣散时，康泽仍不放过机会，同部下逐个谈话，询问各人的去向和打算。黄克诚则以欲回家乡觅个小学教员的差事，从容地应付过去了。 与敌激战冲锋在前，枪林弹雨死里逃生

1930年7月，担任红三军团第二支队政委的黄克诚，率部在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参加了连克湖南重镇岳州(今岳阳市)、平江的战斗。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集结约七个团的兵力，自长沙向平江对我红三军团“进剿”。红三军团则隐蔽于平江县城南20华里处的晋坑山设伏待敌。

战斗打响后不久，敌我双方即成混战胶着状态。至黄昏，黄克诚因部队被冲散而与大部队失去联络。正当他循枪声寻找部队之际，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扑来。黄克诚眼睛本来高度近视，时值盛夏，鏖战竟日，眼镜片上沾满了汗水和烟尘，使他的视力更加模糊，无法辨清向他扑来的这支部队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双方越来越靠近，已不容他多作思考。他果断地迎着对方走去，以便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黄克诚才模模糊糊地看见对方的衣着很齐整，许多黑洞洞的枪口正瞄着他作射击姿势，立刻意识到对方是敌人。他稍一迟疑，便向对方一摆手大声喝道：“别打枪！”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他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几乎就在他喊话和转身的同时，几支枪一齐朝他开了火，只听子弹在耳边身旁嗖嗖作响。此时，他虽身不由己，顺着陡峭的山坡向下坠去，但神智还清楚，料定此番决无生还之望。

待滚落到山脚下，他感到自己还有知觉，只是眼镜、帽子和身上背的皮包不见了。用手慢慢在周身上下摸了一遍，居然没有中弹。从山顶坠落到山底，亦无大伤，实属侥幸！此时天已黑下来了，加之眼镜失落，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但远处的枪声和呼喊冲杀声隐约可辨。他循着声响激烈的方向摸索着走去。当他来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只见黑压压的人群潮水般地在奔跑呼号。定睛仔细辨认，发现公路上的人们臂上配戴着红袖标。他断定是自己人，便上了公路，随人群朝前跑去。他边跑边问清了情况。此时敌军已溃败，部队正乘胜尾敌追击。当黄克诚找到了自己的部队时，战友们不禁大吃一惊，以为他死而复生。原来，在山顶上与敌人遭遇时，警卫员远远看见黄克诚被敌人一阵排枪击倒，并滚落山下，以为他已牺牲，便跑回部队报告了“政委牺牲”的消息。指战员们正高喊着“为政委报仇”的口号奋力冲杀当中，突然发现黄克诚又安然回到部队，自然是又喜又惊。一时间，黄克诚“死而复生”的奇闻，在部队中流传开来。

深入前沿观敌情，眼镜险招杀身祸

黄克诚的眼睛高度近视，时时离不开眼镜。他可以饿着肚子、赤着脚板行军打仗，但是，没有眼镜却寸步难行。因此，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总是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以备一旦眼镜被打坏，可随手掏出一副戴上。眼镜对于黄克诚来说，可算是一件随身不可离开的宝物。然而，眼镜有时也会给他带来麻烦，甚至酿成杀身之祸。

1931年，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当时，蒋介石调集了20万兵力，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700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企图将我红一方面军压缩包围后，聚而歼之。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与师长彭遨率部参加了此次反“围剿”作战。

5月底，红军攻打建宁城，黄克诚所部第三师担任主攻。为了快速突破敌人城防工事，消灭守敌，黄克诚和师长彭遨一边给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一边将师指挥所推进到建宁城下。黄克诚戴着一副眼镜，脖子上又挂着一架望远镜，在同彭遨察看地形，选择攻击突破点时，由于指挥所距离守敌太近，当即被守敌发现，城上的两挺机枪调转枪口，对着黄克诚和彭遨猛扫过来。黄克诚因视力差，对守敌的这一动作未能察觉。亏得彭遨眼疾手快，他见机枪扫来，猛地拉住黄克诚后退了好几步卧倒。黄克诚还未定过神来，敌人的机枪子弹已扫在了他同彭遨原来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溅了他俩一身。二人连话都顾不上讲，未等敌人第二排子弹扫过来，又―个鱼跃，翻身滚向附近一处掩体后面。这时，彭遨才指着黄克诚的眼镜说道：“敌人这一梭子弹，就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人家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想拣个大便宜。可惜的是，敌人的射手技差一着，否则，把我也捎带上报销了。”说完哈哈大笑。黄克诚也笑了起来。 1933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黄克诚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第四师师长张锡龙，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年轻军事指挥员，是红三军团中出名的猛将。是年12月，“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占领黎川之后，又出动一个师的兵力向黎川以南的团村进犯，当即被我红三军团击溃。黄克诚和张锡龙率第四师衔敌尾追，将该敌逼进一座土寨内，旋即发起攻击。攻击之前，黄克诚和张锡龙相偕来到阵地前沿举着望远镜选择攻击突破点。不料，敌人在他们侧面不远处设置了机枪阵地，他们只顾向土寨之敌了望，并未察觉侧面有敌情。

他们二人站在高处，过于暴露，侧面机枪阵地上的敌人对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黄克诚的那副眼镜，再次成了敌人射击的大目标。只听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一颗子弹正中张锡龙的头部。子弹穿出之后，又击中黄克诚的眼镜架，立即将眼镜打飞。黄克诚虽然没有伤着，但眼镜已落，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赶忙卧倒在地，伸手去摸索眼镜。这时，只听张锡龙在一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黄克诚连连叫了几声：“锡龙！锡龙！”却不见回答。黄克诚情知不妙，忙从兜里掏出一副备用的眼镜戴上，定眼一看，张锡龙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头部血流如注。黄克诚上前一把将他抱住，又连叫了几声，依然没有回应。这位早年曾就读于重庆中法大学，后又入苏联红军大学深造的年仅27岁的红军师长，已经永远不能回应黄克诚的呼声了。

炸弹近身不爆炸，大难不死猛杀敌

1931年7月，蒋介石调兵30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继续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于是年8月初起，首战莲塘，歼敌一个整师；再战良村，歼敌一个师部及两个整旅；继之又在黄陂歼敌一个多旅，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当莲塘之敌向良村溃逃之时，敌人出动了飞机，向衔敌尾追的红军轮番扫射轰炸。当时红军的装备很差，更没有对空射击的武器，敌机疯狂地在离地面几百米的低空盘旋，红军指战员甚至可以看清敌机驾驶员的面孔。那时，红军既要追击逃敌，又要躲避敌机的扫射轰炸，只有靠快速奔跑，所付出的牺牲代价可想而知。

黄克诚率领部队向逃敌猛追。正在奔跑当中，忽听头顶一阵隆隆轰响。他仰起头来一看，一架敌机正从后面朝他俯冲过来，并眼见一颗重磅炸弹从机体内弹出，从他的头顶上坠落下来。黄克诚拚命往前跑，试图躲过这颗炸弹。谁知，当他跑出四五十米远的时候，那颗炸弹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他的身旁，连卧倒也来不及了。黄克诚一时竟不知所措，心想，这一次可逃不脱了。可是，停了一会儿，并没有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定住神仔细一瞧，那颗大炸弹牢牢地立在他的脚下，半截钻入土里，留在地面上的一截差不多还有半人高。这也是实属侥幸，炸弹居然没有爆炸，像落地生根―样，兀自立在那里。黄克诚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继续挥师向溃逃之敌追去。

赣州攻城陷敌困，镇定指挥突重围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

赣州城坚且固，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敌人在城内设置重兵据守，又增派精锐之师驰援，使攻打赣州的红军后来陷入强敌内外夹击的险境。本来，赣州战役发起之前，黄克诚就向上级提出取消此次战役计划的建议，但未被采纳。战役打响之后，红军实施两次强攻均未奏效，造成很大牺牲，遂再次向上级提出撤围建议，仍未获准。

一天午夜过后，黄克诚在师指挥所里正为战局忧心忡忡而难以入睡时，突然听到枪声大作。他料定是敌人援兵已到，并采取突击手段，对部队实施内外夹攻了。走出师指挥所，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四处枪炮声响成一片，而看不见一个敌人。他急忙下令将师指挥所转移到100多米远处的隐蔽地段，并立即让通讯排架线接通与上级的联系。他抓起电话，向上级建议指挥各部队及早撤退突围。他对着话筒大声疾呼：“不能再犹豫了，若耽搁下去，想撤走也不可能了!”但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又不容前线指挥员相机机动指挥，黄克诚的建议再次被否决了。

为了尽量减轻部队的伤亡，黄克诚摸黑走出师指挥所，身边只带了一个通讯班。他循着密集的枪声走去，路上见到一些部队已被敌人打散，失去了建制指挥。黄克诚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果断地指挥一些零散部队乘夜突围。有的兄弟部队因未接到总部的突围命令，不敢贸然突围。黄克诚连说带劝，表示一切后果由他黄克诚负责。这样，才使得一些部队及时突出重围，保存了有生力量。

为了收拢更多被打散的部队突围，黄克诚继续四处搜寻。不料，当他走到河边时，敌人的机枪从不同方向向他猛扫过来，并清楚地听到敌人一片吆喝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陷入重围。他想，决不能当俘虏，必须设法突出去。借着枪炮的火光，他见附近有一家店铺，便带领通信班的几名战士，撞开店门，从后窗跳了出去，一气猛跑，总算把敌人甩开了。但是，由于黑夜辨不清方向，奔跑中又误入南门外的敌人飞机场。机场守军大声喝问：“哪一部分的?”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他未多作思索，便随口答道：“是一师的。”当时敌人增援赣州的部队中有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机场守军听到黄克诚的答话，误以为是自己十一师的人，便没有细问。黄克诚趁敌人尚未察觉的当儿，带领通讯班迅即离开南关，跑到城南的一座山上。并就地收拢部队，组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待敌人再次组织攻击时，恰好我红五军团援兵赶到，将进攻之敌压了下去。

此役红军遭到重大伤亡。黄克诚在未得到上级授命的紧急情况下，采取应急措施，指挥部队突围，后又收拢部队组织抗击。这虽系抗命之举，但后来上级认为他当时那样处置亦属恰当，故未加追究。

界首鏖战处险境，临危机断渡险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开始长征。当时，黄克诚（右）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全师坚守在湘江岸边之界首，与兄弟部队共同控制渡口，阻击湘、桂之敌，以掩护后续部队和中央纵队渡江。湘、桂之敌在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向湘江渡口猛烈夹击，战况空前激烈，红军损失惨重，红三军团先后有两名师参谋长和两名团长牺牲。鏖战两昼夜之后，至12月1日，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湘江。

这时，湘、桂之敌越聚越多，攻势愈加猛烈，蒋介石的嫡系追剿部队也跟踪而至，而据守在界首渡口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仍未接到撤离的命令。黄克诚意识到情况极端险恶，红四师有被敌人夹击而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对师长说，中央纵队已经渡江，我师阻击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应当立即指挥部队撤离。师长认为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能擅自撤离。黄克诚说，当前情况既危急又特殊，应当机断处置，不能坐以待毙。师长仍坚持不肯撤离。黄克诚感到在这种极端危急时刻，不能再有迟疑，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果断地行使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态度严峻地对师长说：“你立即指挥部队撤离，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师长才指挥部队且战且走，渡过湘江西去，最后终于赶上了主力红军，避免了被围困歼灭的.

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黄克诚的身体被折磨坏了，患了严重肠胃病，身体很虚弱。只有30多岁就被大家叫做“黄老头”。当时爱开玩笑的陈赓逗他：“你这身体，最多活三年。”没想到黄克诚活了十几个三年，84岁病逝。他的奇迹，是因为在他身边站着一位伟大而执著的女性。

唐棣华于1918年秋季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她从小就极富反抗精神，冲破封建枷锁去求学，参加革命活动，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最大爱好就是看书。这一年秋季，黄克诚率部队进入苏北。在地委工作的唐棣华带着苏北群众为部队筹集钱款，第一次见到黄克诚。当时黄克诚有一个铁皮箱，经常来往的女伴对唐棣华说，里面一定藏着好吃的。一次箱子被打开了，黄克诚和家人一看里面全是书。女伴很失望，唐棣华却欣喜地叫出了声，当即翻阅起来。女伴撇撇嘴：“一对书虫子！”

当时盐阜地处淮河下游，东临黄海，人民饱受海啸、咸潮之苦，早盼民主政府修筑海堤，兴利除害。唐棣华同阜宁县长宋乃德求助黄克诚想办法。黄克诚与宋县长一起全神贯注算细账的认真态度，给唐棣华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1941年春天，在黄克诚师长的关怀和建议下，盐阜区党委作出决定，以盐税作抵押，发行公债100万元（实发60万元），作为修建海堤的经费。修堤期间曾遭敌机侦察、扫射，匪顽两次袭击，绑架和杀害干部。黄克诚十分气愤，亲临视察和指导，命令驻军参加施工和保卫安全，终于修建起全长45公里、底宽19公尺、顶宽4公尺、堤高3公尺的海堤。

黄克诚和唐棣华的结合始于修堤前夕。大战在即，他们的婚礼简单到没有请一个人吃一顿饭。婚后，唐棣华就上了工地。她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战争环境，“他不苛求我，我也不苛求他。”她对年长16岁的黄克诚充满了敬意和爱情。

战争的特殊环境，使黄克诚几乎是经常换地方，唐棣华也习惯了这种奔波的生活。在东北时，她怕冬天，因为黄克诚的咳嗽一到冬天犯得就勤，咳得厉害时，整夜睡不着觉。让她庆幸的是，丈夫尽管身体不好，但是却从未躺倒过。

1952年11月，黄克诚走马上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她随丈夫回到了北京。她被调到化学工业设计公司任经理。当公司更名为设计院的时候，她出任了院长。

1954年，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按规定，唐棣华与孩子可以享受相应的生活待遇。唐棣华却说：“我们一直是普普通通的人，孩子们的将来也一定是要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我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将来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保证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黄克诚和唐棣华一共有四个儿女，两男两女，个个事业有成。大女儿黄楠北大毕业，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人员，大儿子黄熙清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工程师，二儿子黄晴北大新闻系毕业后在人民日报工作，小女儿黄梅是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曾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黄克诚对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曾给子女们订过许多家规，其中有两条是：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不准找工作人员帮自己办事。一次黄老最喜欢的小孙子发烧又要赶着上学，司机看到外边正在下雪，主动提出送一趟。但被唐棣华阻止了，她说：“现在你去送他一次，他就会想下一次，应该让他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不去依赖别人，更不能让后代人破了我们的家规”。黄晴说，母亲性格内向，喜欢读书，孩子们从小就是在她的教诲中成长的。她很少参加“带夫人的活动”，曾被当时的苏联专家称为“关在保险箱里的夫人。”

在谈到父亲的言传身教时黄晴说：“父亲谈话不搬用名词，不故弄玄虚，他总是从丰富的阅历中提取一些有教益的事实开导人，使人感到一种历史和经验的厚度。”在一次交谈中，黄克诚听出儿子对工作有不耐烦情绪，就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长征后，他被派到另一个部队当政委，由于一些误解和山头门户之见，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说，不给开饭他就自己钻到连队大灶吃，开会讲话人走了一多半，只要剩一个人，也要旁若无人地讲。就这样硬磨了近半年，和干部、战士互相了解了，建立了感情，工作就顺利了。他对儿子说：“我赞成你们做一件事就要钻进去，搞到底，这样才能搞出点名堂；患得患失，受不得冷遇，坐不住冷板凳，就什么事也做不好。”黄克诚教育子女的另一条家训就是：“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材，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

1986年12月28日，一颗不屈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当黄克诚感到自己的医治没多大希望时，便拒绝治疗和用药。医护人员百般劝说，他仍坚持：“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一个人不能工作了，无所事事，还活在世上，又有何益呢？”

唐棣华卧病在床前拟黄克诚的口气为他写了一副挽联：“为人复何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国运日兴，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他们相爱相知了近半个世纪，他们为之奋斗不息的理想和事业正后继有人。当秘书因黄克诚追悼会究竟定什么规格征求她意见时，唐棣华无言地取过黄克诚生平介绍草稿，将仅有的几处欲抬高黄克诚的形容词删去，平静地说：“他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秘书看着这位坚强的女性非常感动。秘书曾跟随黄克诚多年，深深佩服他的人品。一次他向黄克诚问到当年庐山会议被错打为“反党集团”的往事时，一向对此事拒绝采访、闭口不谈的黄克诚终于袒露心迹：“我是一个老党员了，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比起事业，这些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的那一天都没看到，一起参军的同乡，就剩下我一个了。我能活在世上，比起那些早死的同志，实属万幸！彭德怀同志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比比彭老总，我也很知足，还有什么委屈和不平？”

据诸多老同志回忆，黄克诚一生坦坦荡荡，工作作风踏实稳重，缜密周到，从不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对有关数字了如指掌，常常能及时指出下面领导还未发现的问题。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费尽心思，一寸布、一两粮地节省开支，对所属部队的军装作了修改：在军帽上去掉一圈帽沿围布，在军衣上去掉翻领，在军裤上去掉裤腰的多余部分——那时苏北部队就穿这样的服装。他对不理解的战士们说：“我们现在土，是为了将来洋；今天苦，是为了明天甜。”

黄克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后勤工作领导者。战争年代，周恩来就称赞黄克诚是管家理财的行家。说：“他这个人我了解，你给他一万块钱，他能当十万块钱用。”他一贯惜民力，重民生，珍惜人民的一针一线。在和平建设时期，黄克诚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他教育后勤干部说：“做后勤工作就要准备挨骂。有人当面骂你，你就同他讲道理，背后骂你，你就当没听见。只要我们做得对，坚持原则，不讲道理的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受一时的委屈，这是光荣的，是党性强的表现。”

黄克诚一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在他平反恢复工作以后，管理部门按他的职务准备建房，他坚决不同意，仍住一个原军职干部的旧房。房子年久失修，黄克诚开始时同意服务部门提出的维修建议，但一了解维修费要十几万，就说：“一个破房花这么多钱去修没有必要。简单地修一修，化雪、下雨不漏就可以了。”结果一个修理工只用了大半天时间，爬上屋顶把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算行了。后来又拉砖想修大门，又被黄克诚制止了。他说：“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像这种图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他平时穿的衣服不是到了实在不能再穿的程度，是舍不得换掉的。他平时吃饭每餐只有两个菜，招待客人再另外加两个菜，这已经成了他家多年来的规矩。他自己生活俭朴，花钱精打细算，但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却毫不吝惜。从实行薪金制时起，他就每月从工资里拿出一百元钱，用于资助几位在大革命中牺牲了的烈士遗属。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坐班房停发工资以外，始终没有间断过。新四军三师有个女同志，带着两个没有见过生身父亲的烈士遗孤长大，过去吃了不少苦，但住房困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黄克诚在住院期间得知此事，立即让秘书告诉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当时他已双目失明，他把两个烈士遗孤唤到床前，用颤抖的双手将他们从头摸到脚，喃喃自语：“长大了，都长大了。你们的爸爸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你们可要争气呀！”

黄晴听父亲战友说过许多难忘的往事。说他襟怀坦白，爱兵如子。在长征中，他体弱多病，却不肯坐担架，以惊人的毅力和战士一起艰苦跋涉，从江西一直战斗到陕北。有一段时间，他的马背被磨烂，不能骑了。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行军艰难，一位下级指挥员让马给他骑，他硬是不要，说：“我这老家伙死了不足惜，你们年轻，要指挥打仗，万一倒下，革命损失就大了。”黄克诚所领导的部队和地区的同志都对他有感情。尽管他对干部要求很严，大家都心悦诚服，即使受到他的批评，也从中感受到真正的同志的温暖和爱护，得到许多教益。黄克诚一心为公，无私无畏，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间还沉痛地提到：“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我心里一直很不安。他们是好样的，应当好好宣传，千万不能忘记这些无名英雄。”

黄晴说，1972年他们为被关押了五年的父亲“接风”，他看到苍老的父亲精神一点没垮，一见面就急切地询问“外面”的情况，关注着祖国的建设。三小时交谈言不及私，黄晴兄妹四人为之感慨万端。黄梅写下一首小诗抒发心绪：“当你死去的时候，/你墓上没有大理石的丰碑；/只有一杯绒绒的新土，/春来正是绿草青翠。/亲人们在心底葬下你平反的名字，/它并不标志着成功与尊贵；/唯有生活的川河收容你一生的努力，/向死者呈上最后的安慰。/但骄傲吧，/你尽可藐视那显赫一时的权贵，/像千百万垦荒者一样自豪无愧。/你自觉地选择了艰难，/是为了把幸福带给人类。”

黄克诚逝世以后，中共中央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称他“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在黄克诚百年诞辰的日子里，作为黄克诚的儿女们愈加强烈地感受到父亲的博大精深，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勇气和奋斗精神。